当前位置：首页>设施资讯>《当代电影》丨第8期“学苑论坛”栏目概要
内容
提要：关于电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关于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等等,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借助于陈犀禾教授提出的“国家理论”,对《神女》《李双双》等影片进行了个案分析。本文认为,这些影片在构建民族国家理论的时候,都或多或少地与身体有关。可以说,身体理论直接参与了民族国家理论的表述。 关键词：女性 身体 表演 民族国家理论 身心 暴力法则在《神女》中,阮玲玉所饰演的母亲与黎铿所饰演的儿子,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现实隐喻。父亲角色的缺席、家庭的破碎化以及孤儿寡母所代表的弱势化存在,无疑是当时中国的一个写照,而母亲的身份,则又指称暗示了中国曾遭受以及正在遭受凌辱欺侮的事实。可以说,母亲及其家庭都同时被“民族国家化”了,它成为一个“物质性”的实体,并被赋予了多种构建的可能。但在“理性化”和“合理性”的指引下,一种最佳的构建路径得以浮现出来,那就是通过“身—心”分离的形式,将有“污点”的身体与“纯洁”的心灵分割开来,并在“去身体化”的过程中完成一种心灵的升华与意义的大写。所以在影片中,阮玲玉虽通过其表演将“身体”的呈现尽量“脱俗化”,但正如影片一开始所特意强调的悬挂在墙上的旗袍一样,这个有污点的身体将处于不可见的“悬置”状态,并最终被关入牢笼,在宣示惩戒的同时,隐含着对于这个有污点的身体的“去存在化”。而相反,影片在表现母亲的勇敢、富有爱心等“纯洁”心灵方面,却给予了诗意般的浓墨重彩,其美好的心灵,特别通过她百般呵护儿子、陪伴儿子读书等体现出来。不过,影片却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让个人之心灵升华为民族国家之心灵,在最后的一幕,母亲为了儿子的将来,忍痛舍弃了儿子,从个人的“小我之爱”跨越到了民族的“大我之爱”,由此完成了心灵的升华以及意义的大写,亦即未来的民族国家必须是有教养的良性社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完成“自我净化”。 提要：新世纪以来,中国影视剧的意识形态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大量影视剧 ,如电影《智取威虎山》(3D)、《天将雄狮》《铜雀台》,热播剧《琅琊榜》《芈月传》等 ,日渐显露出在商业影视剧中很少见的意识形态表述的直接性和急切性。不管这些影视剧的导演文化背景如何,作品蓝本来自何方,它们都毫不避讳地表述了符合主流文化意图的意识形态诉求。因为在中国崛起的时代语境下,“中国”意识崛起,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公认的价值认同,努力以艺术的方式彰显“中国”形象,张扬“中国”价值,是这个时代影视剧的自觉选择。关键词：《智取威虎山》商业电影 意识形态 中国形象前面我们谈到,重拍作品或改编作品成功的要诀之一是继承,即继承蓝本的核心故事与核心人物。而仅仅继承还是不够的,一个成熟的改编者还懂得翻拍旧作或改编作品能否成功还有一个要诀,叫“增添”,即在原有故事与人物基础上增添新的人物或故事元素,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富有创造性的“推陈出新”。为曹操翻案,是很多现代剧作家喜欢做的事情,2012年的电影《铜雀台》也是这样的一部翻案剧。只不过,与曹禺等人的翻案剧相比,《铜雀台》更具大众文化气质,因而也更易被大众接受。《铜雀台》的故事是中国大众最喜欢的历史演义,故事的蓝本显然来自《三国演义》中曹操独霸朝纲的情节,但是,《铜雀台》的故事显然讲述得更复杂,更细致,更富人性气息和更具创造性。《三国演义》中的一个“刺曹”故事,在《铜雀台》中被演绎出三层“刺曹”情节 :第一层是伏皇后父女刺曹,这是电影故事的第一个起伏,相对比较简单 ;第二层是献帝刺曹,是故事矛盾的爆发点 ;第三层是灵雎刺曹,是整个故事的升华点。三层故事扭结在“拥曹”和“反曹”的戏剧冲突主线上,把曹操的王之霸气与臣之忠义、汉献帝的内蕴仇恨与无情狡诈以及曹丕的庸俗无能与色厉内荏表达得淋漓尽致。而成功的人物塑造和故事叙述,显然有助于观众重新审视那一段众说纷纭的历史,明辨其中的是非功过,从而也有利于传播历史的正能量与正价值。 提要：商业定制微电影的主题往往紧贴社会公益事业,具有浓重的国家意识形态气息。中国当代国家意识形态本质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网络视频生产的UGC模式使商业定制微电影投资者的主体地位得以集中彰显。借助与文化工业联姻,意识形态由强行推销转而为灵活渗透,文化工业开始扮演“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角色。 关键词：商业定制微电影 国家意识形态 UGC 文化工业 微电影是近年来炙手可热的大众文化现象,一般认为它启动于2010年,世界知名汽车品牌凯迪拉克推出时长1分22秒的微电影《一触即发》,在开风气之先的同时,也把“微电影”这一全新概念带入公众视野。随后,微电影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截止到2013年10月18日全网(优酷、土豆、乐视、奇艺、56等)微电影数量为5489部(不含网络剧),内容总时长约1393个小时。(1)在微电影的井喷式发展之中,商业定制微电影处于特殊位置:一来,它开风气之先,正是在《一触即发》(凯迪拉克定制)、《看球记》(佳能定制)、《幸福家味道》(中粮集团定制)等作品推动之下,微电影才风起云涌,形成了一种“先有少数人实验而后来为公众崇尚和仿效”时尚。(2)二来,商业定制微电影如姜文导演的《看球记》,往往聘任专业人士加盟,投入巨大,制作精良,代表了微电影浪潮的最高水准。其三,既然是商业定制,毋庸置疑这些影片必然洋溢着浓郁的商业宣传色彩,其功能与企业形象广告并无二致。但令人惊奇的是,商业定制微电影在为投资方做足广告的同时,其主题却往往紧贴社会公益事业,具有浓重的国家意识形态气息。追求商业利益与传播国家意识形态如何达成和谐统一的共谋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提要：电影作为综合的、特殊的艺术文化产品,其意识形态问题是无法规避的,每部电影总会有某种意识立场隐藏于影像或叙事之中。本文以李安导演具有代表性的三部中国题材电影《饮食男女》《卧虎藏龙》《色·戒》为文本对象,从现代与传统意识的碰撞,影像叙事与中国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家国宏大叙事与个人生命体验的角度,深刻剖析影像叙事是如何作为传达意识形态最有效手段的。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具有双重身份的华人导演李安,在《饮食男女》这部影片中,运用生活化的影像造型、富有张力又贴近现实的影像风格、日常化的声音和富有独特韵味的配乐,将生老病死、时间更替展现出来,并体现了现代与传统意识形态的碰撞。该片在自然而流畅的叙事节奏中巧妙地展现了现代与传统意识形态的碰撞,以及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流与磨合,故事中角色的行为以及道德立场,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融入电影的叙事之中。电影的外在形式与叙事特征一部分由其思维方式决定,而意识形态则需要影像与叙事形象来传达。叙事结构是影片生命的骨骼和血肉,意识形态则是影片的灵魂。通过叙事与画面,影片传达出一种精神与价值观,体现了意识形态的诉求:人类共性的文化内涵。提要：在社会的不断前进中,文化意识形态不断发生着变革,影响着中国音乐电影的创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格局影响下,音乐电影创作在收聚民心、巩固政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经济涌入与长期的国家文化形态一元化格局产生了强烈碰撞,音乐电影创作回归自我,具有纪实性美学的倾向。新世纪,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走向了多元化,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的碰撞产生了深刻的社会矛盾,为中国音乐电影创作提供了更有广度和深度的拓展空间。音乐电影作为意识形态与商品经济的双刃剑,要想实现其更好发展,我们只有紧跟时代的脉搏,从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上深层次挖掘社会矛盾,更好挖掘音乐电影创作的素材,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音乐电影作品。 音乐电影诞生和发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美国家。由于“百老汇”的音乐剧目在美国常演不衰,观众百看不厌,于是人们将百老汇音乐剧改编为电影,放在大银幕上播放,成了音乐电影最早的形式。美国华纳影片公司1927年摄制的《爵士歌王》(3)取材于“百老汇”的故事改编,是电影史上最早的音乐电影。对于我国来说,音乐电影集中出现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解放初期,影响力较大的歌剧《白毛女》被搬上银幕。创作者对其在原有歌剧的结构上,根据电影艺术的特点进行了再加工,中国生产出第一部音乐电影作品。这部音乐电影创作上的巨大成功产生了示范性的效果。之后,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57年、1959年和1960年陆续拍摄了拉祜族音乐片《芦笙恋歌》、白族爱情音乐片《五朵金花》和具有浓郁壮族特色的风光音乐故事片《刘三姐》,1961年歌剧故事片《洪湖赤卫队》《红珊瑚》创作完成,1964年后,再有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阿诗玛》、舞台歌剧艺术电影《》等经典之作问世。这些音乐电影的创作生产,形成了中国音乐电影创作的第一次高峰。 提要：戏曲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其主体意识因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介入而发生反转,角色开始定向嬗变;,导致其功能的指向转换;也因此,戏曲电影的艺术风格开始解构,审美体验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向性影响,强化了国家观念和主流思想意识。当代文化语境下,戏曲电影的发展必须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有效对接,重新定义自己的文化身份。 戏曲电影是具有独特叙述视角、表现形式和审美特质的中国类型电影,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受众群体,经历了清末民国时期的探索试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初步繁荣、、改革开放至今的复兴与转型等时期,“经过创作的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美学和表现形式、特点,发展成为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电影类型”。(1)时至今日,戏曲电影遭遇了内冷外热的尴尬局面,如获得第12届摩纳哥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服装”和“最佳音乐”三项大奖的昆曲电影《红楼梦》,在法国公映期间人满为患,但在国内却遭到“零排片”的命运,从侧面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任重而道远。戏曲电影诞生以后,就或显或隐地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多戏曲电影的内容主旨皆与国家命运、时代变革、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凭借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强化国家观念和主流思想意识,、经济、文化、社会、道德等领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就此展开研究,藉以揭示戏曲电影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独特路径和叙述视角。 提要：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更为复杂的多重话语纠缠。在现代性和民族性这两个观念领域的矛盾最为激烈。本文就是从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角度审视无声电影对女性身体的征用策略。爱情片尤其重视作为性别差异的身体表征和内涵建构,1928年的《情海重吻》恰恰是在这个转折期诞生的爱情片。中国无声电影后期的《情海重吻》以“新式家庭”的重建为叙述主题,提供了现代性话语在文化资源借用的复杂性,由此构筑了这个时期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本。 与西方相比,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更为复杂的多重话语纠缠,在现代性和民族性这两个观念领域的矛盾最为激烈。关于电影的现代性问题,西方由于社会局面较为稳定,电影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电影语言形式的创新上。而中国电影更关注影像的再现体,其现代性在于它对日常化的个人身体的视觉呈现,并以此来对抗中国儒学为代表的“非礼勿视”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在新文化的背景下,电影人以电影为媒介作为视觉身体的文化启蒙。传统儒学的男权文化和正统文艺,禁止对陌生女性欣赏和凝视。但是在早期无声电影中,以表现爱情题材的电影却解禁性地反复给予女性身体的呈现以各种“合法性”的叙述。,,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导致的中国民族危机加深,,尤其以20世纪30年代初左翼电影的命名宣告了这一结果。而中国无声电影也随着左翼电影、,在技术变革的表征下(无声电影被更有艺术表现力的有声电影所代替)悄然退场。在这个转变前后,无声电影叙述语法的转化在女性身体的表述上留下了痕迹。无声电影中暧昧性的、道德的、脆弱的女性身体表征逐渐被明朗的、健康的、阶级性的身体表征所取代,以此革命话语的劝导型策略得以实现。中国传统的、欧化的甚至左翼知识分子开始大量介入电影创作,使得电影创作和批评场域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中国早期电影这一转型期的话语征候异常突出。本文从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角度审视无声电影对女性身体的征用策略。在爱情片中尤其重视作为性别差异的身体表征和内涵建构,“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反对专制主义,争取自由民主,同时提出妇女解放问题,要求男女平等,提倡自由恋爱。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争取妇女应有的地位和权力”。(1)上海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在1928年创作的《情海重吻》恰恰是在这个转折期诞生的爱情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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