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史蒂夫大教堂是维也纳旧城区最热闹的段落，莫扎特故居就在教堂背后一座拱门内的小巷，Domgasse 5号，走不几步，已在故居门口了：1784年，莫扎特与家人搬来公寓二楼住了两年半，写出八部钢琴协奏曲，还有伟大的《费加罗婚礼》。这里辟为纪念馆，怕有上百年了吧，上百年来，室内设计的美学几经变换，现在的装置显然被上世纪90年代成熟期的后现代模式彻底动过了。窗前竖着莫扎特放大侧影，每间房间至少有一座包括影像与实物的灯箱橱窗，停着他遗留的琴、手稿、乐谱、书信、节目单、小玩意儿……第一次看见莫扎特的死亡面膜（我不愿相信他如电影中那么戏剧性地死去），翻制为青铜版，蓝光照着，不像他的画像，一脸贵气，嘴角微有笑意，如在冥想有趣的一念。“为什么你写得这么好？”他被问道：“我怎知道呢，就像我不知道自己的鼻子为什么这么大。”现在静静瞧着莫扎特的鼻子，要是没玻璃隔着，伸手即可触摸。没那么大，很好看，修长，饱满，隆起，不过死者的额骨鼻骨都是隆起的。
最好看的是一枚狭长的灯箱轮番闪动着他的著名歌剧的片段，有小小的木偶，有舞台影像，无可形容，如他的音乐般高贵而开心——这不像莫扎特住过的家，而是一项展览，他成为今日设计者百般调弄的素材。惟在窗前俯瞰楼下的旧街巷，我心里莫扎特了一下子：他想必经常站在窗沿往下看，看下面的石铺路马车经过。离开时又在楼梯拐角特意停了一停，据说海顿曾来这里看望他。1784年，莫扎特28岁，海顿52岁，小伙子会在这儿迎候海顿吗？我在楼梯间看见这一老一少了：脑后的假发束耸着蝴蝶结，脖梗衬着层层翻卷的高领，彼此拥抱，亲吻，笑，说着我听不懂的德语——“我以自己的荣誉向您发誓，您的儿子是我所听过的最伟大的作曲家。”当海顿对着莫扎特的父亲禀告这段话，就在我今天徘徊的房间么？
……
去年在维也纳待了几天，此刻不记得了。文章已经写得很长。探访故居的翌日，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我得缘观赏《魔笛》，神魂颠倒。他们从未死去，在一句一句歌唱中，就是他，正是他。怎样描述这聆听？那时不知一年后又能来到维也纳，又写一篇文章。
初到两天，我迷失在艺术史博物馆，自以为并非为了音乐来到维也纳。离开那天，我已忘了城里的绘画。犹如发生重听，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天，耳边总是《魔笛》演出现场的二重唱与三重唱。真的人声。难以承受的美。牒片的声效总难分辨每条喉咙的质地和方位，非得在现场。这座城遍布音乐的踪迹，郊外是他们的坟墓，城里留着他们的故居，一年四季，每天每夜，全城的音乐厅上演他们的曲目。停留几天，岂能了解维也纳。我没打听马勒、布鲁赫那、斯特劳斯、贝尔格，还有勋伯格的遗迹在什么地方。我只是奇怪，仿佛私人的疑案：我怎会在贝多芬家的昏暗楼道兴起和维也纳毫不相干的联想。
——《在维也纳（之一）》，节选自《外国音乐在外国》
问：傅聪以前来上海讲学，他把莫扎特比作李白，把贝多芬比作杜甫，把舒伯特比作陶渊明，把肖邦比作李后主，又说亨德尔是“革命的浪漫主义”。用“比较”来理解西方音乐是个好办法。您看绘画与音乐有没有可比性，比如把毕加索比作斯特拉文斯基？把凡高比作……
陈：我以为不可比，比则两伤。
……
傅聪来把李白比莫扎特，一定有他私下的心得。但唐诗与欧洲古典音乐，都是伟大的“公共财产”，再怎样个人的解读，都不免“交付”给“公共印象”——李白世称“豪放”，那已是唐风的别称（苏轼的“豪放”，便大不同）；而莫扎特的“公共印象”殊难以“豪放”一句概括，即便时有“豪放”气，也非“拔剑四顾心茫然”、“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样纯然中国士大夫式的情怀，莫扎特大量段落的跳宕衔接运用洛可可宫廷音乐传统的“谐谑”手法，那种高贵的调皮相，也不见于李白的诗风。
莫扎特晚期作品，傅聪说近于庄子，倒有点意思的。但他说莫扎特“不说教，完全是爱”，然而庄子及道家的学说，哪有“爱”这回事：中国文化根本不讲什么“爱”，中国人讲“情”，但这“情”与西方文化中的“爱”，不是一个意思。
——《音乐的立场》，节选自《外国音乐在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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