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时年61岁的易卜生据说冲昏头脑地爱上了一位18岁的姑娘，在4个月的激情过后两人分手，这个年轻姑娘复杂的内心和性格却给易卜生带来了灵感的源泉，并以此创作了《海达·高布乐》。

《海达·高布乐》在刚刚面世时比较不受重视，甚至让人觉得不那么“易卜生”。当年的挪威剧评人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人存在，在我认识的人里边找不到海达”，甚至质问：“为什么第一个被世界公认的挪威作家要把自己国家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标准描写的如此之黑暗。”

海达即便当世未有，也未必后世没有。易卜生正是因为他的超越性，而走出挪威，走向英语国家乃至世界；正是因为他的超越性，他不自知地为很多运动扛了旗——“马克思主义、，还有费边主义，所有那些当时时髦的‘主义’都愿意把易卜生当做它们的代言人”（以下将依次出现这些主义，搞不清楚没有关系，只需要知道他们都并不是易卜生，就好）。

易卜生戏剧在英国的首场诵读会就诞生于马克思的小女儿艾琳娜·马克思和她丈夫的宅邸。他们推崇易卜生，并把他的作品带到文人与工人阶级圈子中间。在艾琳娜看来，娜拉是社会解放的受益者，她要以此许诺千千万万个娜拉，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将带来的妇女解放。而易卜生想通过《玩偶之家》说的可能恰恰相反，个人的思想与精神变革先于社会变革，留下的痛苦无法预知。

最终艾琳娜的丈夫被证明是个劈腿而挥霍的渣男，艾琳娜选择。她大喊“易卜生背叛了我”的时候，不知道是否想到“娜拉”真正的路在哪里。

当时在艾琳娜·马克思家中朗读《玩偶之家》的萧伯纳自信地认为他更懂易卜生。萧伯纳于1890 年发表了他独论易卜生的费边主义演讲（后修订收入《易卜生主义的精粹》一书）。 从思想上来说，，批判现实、启发教育的功能；从艺术上来说，顺应戏剧内容的革新，他认为易卜生创造了“讨论”的机巧，特别是讨论其剧中“自由意志”与“道德体系”之间的冲突较量。

萧伯纳眼中的易卜生不是社会改革者，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跟他差不多的现实主义者——尽管老萧也许比马克思主义者更懂易卜生，但恐怕在他更充满理想色彩的作品谱系中，也找不出类似海达的人物吧？

只要看这部《海达·高布乐》，就知道“主义”者们对易卜生的误解有多深，“绑架”他成为同盟今天看来可能有些可笑。

在《海达》中，可能就真的很难找出一个符合“伟光正”人设的角色，海达肯定不是，前情人乐务博格虽然浪子回头，到底也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迹，至于诺诺无趣的丈夫，趁人之危的布拉格，肯定更不是了。这出悲剧带有几分闹剧的色彩，海达不曾为什么特别崇高的理由而抗争，她所求的虽然是自由，但并无任何道德与是非概念。易卜生在创作笔记中曾写过，“对于海达来说，生活恰似一场不值得看完的闹剧。”可以说是十分准确了。

如果永远只是长日无聊，海达就不会是海达了。她最终的还是掷地有声地崩出了与世不同的高贵。拒绝不堪、羞辱，拒绝审判。乐务博格开枪在胸口，她却直指自己的太阳穴。她始终是海达·高布乐，自我，不从夫姓。生命最后一刻，也要高于他人。

易卜生在海达身上倾注的同情与理解，深入到了人性的灰色地带，在具体戏剧展开中，也抛弃了他在中、早期戏剧创作中以人物外部行为的对抗，将戏剧的矛盾内化于人物在精神上的抵抗与冲突。根据原作，海达对姑姑（延伸到丈夫）的厌恶和抵触仅仅帽子和旧拖鞋就表达出来，而此版导演伊沃·凡·霍夫还加上一点：海达用鲜花拍打窗栏投在地上的影子，同样是高度象征化的对生命的束缚和抵抗。

1970年，玛吉·史密斯版本的海达

所以，理解海达与理解易卜生一样重要。

留下两段话，一个是早年饰演海达的女演员曾说的：“我并不感到海达有病。恰恰相反，她的生命过于旺盛。”

另一段则是易卜生的自述：“很久以前我就放弃了提出对所有人都普遍适合的要求，因为我不再相信普遍性的要求适合于每一个体内在固有的权利。我的意思是，我们每个人唯一能做和做得最好的事情，是在精神和真理上实现自我。”

邵宾纳剧院版本的《海达·高布乐》

《海达·高布乐》近期排期